论语《八佾第三》主要讲礼，本周同学们在计划进度内诵读了《八佾第三》的第十九章到文末，《八佾》是《论语》的第三个章节，由孔子及其弟子著成，内容上主要涉及“礼”的问题，主张维护“礼”在制度上、礼节上的种种规定，在当时以及后世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。在阅读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了经典文化的魅力，也有了一些自己的阅读感悟，并从中获得些许启发。在广泛搜集素材和文献的前提下，结合个人的感悟谈以下看法，有不足或不当之处，请多多指正。
《八佾》的第十九章讲述的是与君臣之礼相关的内容，当鲁定公拿“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”来询问孔子时，孔子给出了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的回答。张居正也曾说过：“为人君者，以尊临卑，易至于简慢忽略。若简慢忽略，便失了为君的道理。是以人君之于臣下，使之须要以礼。”作为一国的国君，鲁定公应当明白“礼”不是拿来要求别人的，而是衡量自己的，做君主的首先要自省一下自己对大臣是否做到了以礼相待；同样，身为大臣，也要反思一下自己是否发自内心忠于自己的君主。君有君之礼，臣有臣之礼，君臣皆须用礼来要求自己，才能解决君臣不合的问题。这个道理可以广泛地使用，我们知道，一些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群体，形成家庭或者大大小小的团体，团体中就会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，在这样地情况下，团体中的每个人都应该先做好自己的职责，这样家庭或团体才能够兴旺长久。与君臣相关的还有第二十二章，管仲是齐国的宰相，他辅佐齐桓公富国强兵，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，他是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、哲学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，即使过了100多年其名也如雷贯耳。但是，即使是这样伟大的人物也有他的不足之处。孔子指出了他的两大瑕疵，并评价他“器小”，器，指器具，器量，气度，胸襟。“器小”是说管仲虽然功绩很大，但还没有达到胸怀天下的“道”的高度，还只是一个“器”，尚且此器还“小”。管仲“有三归”，“官事不摄”，“树塞门”，“用反坫”，这些足可以证明他不俭也不知礼，当管仲死后，齐国霸权迅速崩塌，这是否与这些细节有关呢？作为一国的管理者，应当以身作则，以此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礼乐制度，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。
孔子用《诗经》首诗《关雎》来告诉我们礼乐也应该要有节制。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，在古代，人们并不是仅仅把它当作纯粹的文学作品，而是作为人生和社会教育的教科书。孔子说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无邪’”，《诗经》将文学与政治联系到了一起，用诗来教化民众，移风易俗。“乐而不淫”，告诫我们不要过于贪图享乐，免得乐极生悲；“哀而不伤”，告诉我们也不要过度陷于烦恼而不能自拔，免得伤害身心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思想情绪是需要理性的节制和疏导的。这里有一个小故事，讲述的是有一个小男孩脾气很坏，总是无法控制自己，他的父亲告诉他，当生气的时候就钉一根钉子在后院的围墙上；但当每次能控制情绪时，就拔出一根从前的钉子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虽然“钉子”可以拔出来，当我们情绪失控，生气时所说的话，就会像钉子一样给自己和他人留下难以弥补的伤痕。所以，我们要理性地管理好自己的情绪，不偏激，使言语和谐公正，只有这样才能够理性地面对他人、面对世界，面对自己的未来。
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谏，即往不咎三个成语的由来“哀公问社于宰我”，社，指社神的牌位，古代建国必立柱，同时选取此地适宜生长的树木制作牌位，叫做“社主”。当宰我面对哀公的询问自作聪明发挥出周朝“使民战栗”的寓意后，孔子批评宰我“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，木已成舟的事不要再劝了，以前的伤疤就不要再揭了”。由于三桓擅政已久，加上哀公自己也无能，此时不能给哀公提供过激的想法，这样反而会引来麻烦。这种状况形成已久了，就不要说了，故称“成事不说”；这种局面哀公无力改变，就不要劝谏了，故称“遂事不谏”；造成的过失已经过去了，就不要再揭人伤疤了，故称“既往不咎”。
问其乐而知其德，八佾的第二十三章就是这样。孔子与鲁太师谈论一首优美完整的乐章，不仅是在互相切磋艺术，更是意在助其履行以乐教化的职责。真正的音乐是让人们能够与自然和谐，与自我和谐，与他人和谐，德音雅乐可以让自我调养身心，所谓“乐也者，天地之和也。”如果将此道理运用到团队当中去，每个人就像是各种乐器和音调，众人各居其位各司其职，相互配合彼此和谐，达到“纯如”、“缴如”的状态，从而成就一个运作良好的团队。
上一章说要有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，但如果礼乐已经崩坏了怎么办？这时候就要有人站出来唤醒世人，孔子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孔子终生致力于复兴传统文化，渴望恢复礼制，致天下于太平，穷尽一生精力，为这个目标而奋斗。但是孔子因仕途不顺而四处奔波，当时，各诸侯国的国君虽对孔子十分尊敬，但却无一人采纳他的建议和主张。本章便讲述的是孔子被免官游列国之时，遇到了仪封人这个知音，鼓舞了孔子及弟子一行人的士气。当今社会，那些热爱和真正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人，眼下也许是贫穷的，也许是寂寞的，但是如果在文化传承和文明创新上有所成就，终将会得到世人的认可和称赞，收获像仪封人这样的知音，成为向民众传播礼乐教化的“木铎”。从更深层次上来看，面对孔子失位的处境，一般人看到的是颠沛流离、失意不得志，而仪封人深邃的目光却能够穿越表象，直达夫子伟大的内圣境界。这种不被表象蒙蔽、而能看到孔子真实功德的能力，是我们要向他学习的地方。
儒家的最高理想——行仁于天下，在孔子对《韶》、《武》这两部乐曲的评价中有所体现。子谓《韶》：“尽美矣，又尽善也”，谓《武》：“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” 朱熹注释：“美者，声容之盛。善者，美之实也”，意思就是美是乐曲本身曲调优美，而善则是指乐曲的内涵。在《礼记·乐记》中有“王者功成作乐，治定制礼”，意思是王者建功立业后，编撰乐曲，以教化天下。虞舜之“得天下”以及“治天下”都符合了“仁”的精神，但武王却有所不同，当武王看到商纣王荒淫残暴，于是伐纣而一统天下。孔子认为武王伐纣暗含杀伐之声，不尽善。另一种层面来说，武王伐纣虽有不得已之处，甚至是唯一的途径，但在圣人看来，在这个过程中有太多的血腥，《尚书》中记载双方大军在牧野决战时，竟致于“血流漂杵”，武王伐纣伴随着太多人的痛苦，而这并不是“仁”本来要带给人们的感受。
礼乐制度的核心在于“仁”，它代表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精神面貌。孔子曾经说过，“人而不仁如礼何，人而不仁如乐何”？“仁”的音乐能够陶冶人的性情，提高人的修养，最终可以用来巩固统治，并使社会安定。这种体现在音乐之中的统治思想，必然会对君主们的治政方略乃至治理民众的潜在心理产生影响。崇尚仁德，君主就会心存仁爱，民间会形成良善风俗，有利于长治久安；崇尚暴力，君主就会喜欢暴政，民间也会有暴戾之气，社会容易出轨。西周末年，厉王暴政，最终导致国家覆亡。唐朝时期，社会崇尚军功，边将安禄山欲壑难填，起兵发动安史之乱，大唐由盛转衰。这两个朝代国乐中有不善的暴力内蕴，最终又都因暴力而衰亡。礼乐之于国家的意义十分重大，故求尽善尽美。礼乐是一个社会必要的教化方式，当今社会，一些媒体和电影宣扬腐朽的生活方式，灌输给人们错误的价值观念，严重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。
第二十六章子曰:“居上不宽，为礼不敬，临丧不哀，吾何以观之哉？”作为《八佾第三》的总结篇，表达了孔子对当时礼乐制度的看法。居于执政地位的人，不能宽厚待人，行礼的时候不严肃，参加丧礼时也不悲哀，孔子实在是看不下去。当时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礼乐崩坏，他认为倘若为官执政者做不到“礼”的要求，自身的道德修养不够，那么这个国家就无法得到治理。孔子痛心疾首，认为礼乐崩坏，居于上位的统治阶层负主要责任。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:不管是管理一个公司，还是为官一方，领导者首先要身先士卒，为下属和民众做好榜样。
总之，论语这一篇告诉我们，社会良好秩序的维系需要有一套稳定的规则体系，在这个体系和规则之中，每个人都能够敦伦尽分的话，社会的安定，国家的繁荣，人民的安居乐业才能够真正的实现。
